吳貽芳簡介
吳貽芳（1893－1985），江蘇泰興人。我國著名的教育家，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社會活動家。
1893年吳貽芳出生于湖北省武昌一個衰落的前清官吏家庭。1904年至1915年，先后就讀于杭州女子學校、上海啟明女子學校、蘇州景海女子學校。1916年2月，以特別生插入金陵女子大學，1919年畢業后去北京女子師范學校任教。1922年獲巴勃爾獎學金，赴美國密執安大學留學，于1928年獲生物學博士學位。回國后，被金陵女大聘為第一位由中國人擔任的校長。吳貽芳執掌金陵女子大學校長達23年，為祖國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學生遍布海內外，其中不少成為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
1938年，吳貽芳以文化界知名人士身份參加國民參政會任參政員，主張抗日，主張民主。1945年4月，吳貽芳作為我國無黨派代表，參加了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制憲大會，是中國代表團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唯一女代表。全國解放前夕，她留在南京迎接解放。1949年9月，她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吳貽芳歷任金陵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南京師范學院副院長、名譽院長，南京師范大學名譽校長；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江蘇省副省長；省民進主委、省婦聯副主席、省兒童少年福利基金會會長、省政協副主席；全國婦聯副主席、民進中央副主席、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名譽主席、全國第五、第六屆政協常委，并當選為一至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吳貽芳以其追求真理的堅定精神和出色的社會活動能力，投身于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進步的正義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979年，美國密執安大學婦女校友會授予她“智慧女神獎”。
1945年6月26日，聯合國制憲大會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簽字儀式。一位氣質高雅的東方女性，款款走上主席臺，代表中國政府在《聯合國憲章》上用毛筆莊嚴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1979年4月27日，這位女性又出現在美國密執安大學的頒獎儀式上，以對社會服務事業及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貢獻而榮膺母校授予的“和平與智慧女神獎”……
這位杰出的中國女性就是從蘇中大地走出的吳貽芳博士。
吳貽芳出生書香世家。曾祖父吳存義，字和甫，江蘇泰興人，清道光、咸豐年間侍郎；祖父任荊州知府時，舉家遷往湖北；父親吳守訓是秀才。這樣的背景使她幼承家學，夙具慧敏，但也蒙受了沉重的封建影響，從小就被早早纏足。
1904年，十一歲的吳貽芳隨姐姐吳貽芬進入杭州公立弘道女子學堂讀書。這所學校由維新人士侶議創辦。吳貽芳在學校里受到了反對封建禮教和愛國主義的思想啟蒙。1906到1907年，吳貽芳又隨姐姐先后在上海啟明女校和蘇州景海女校讀書。這兩所學校率先從西方引進生理學、動植物學、西方歷史、西方文學和英語等課程。吳貽芳漸漸懂得了要改變中國的落后，最重要的是興辦教育。獻身教育的思想，在她幼小的心靈中播下了種子。
但就在這時，吳貽芳的家庭遭受了一場又一場災難。1909年，父親吳守訓在湖北牙厘局任財務科長期間，因一筆公款成為上司的替罪羊而投江自盡；1912年在清華學校讀書的哥哥吳貽渠因經濟困難而輟學，悲觀失望中，葬身黃浦江；久病在床的母親禁受不了沉重打擊，隨后撒手人寰；在為母親守靈的夜晚，姐姐貽芬也懸梁自盡。一個月之內，吳貽芳身邊只剩下9歲的妹妹和年過70的祖母，還不到20歲的吳貽芳痛不欲生。幫助料理喪事的二姨父陳叔通嚴肅地告訴吳貽芳，“應該勇敢地把責任承擔起來”。姨父的話，給年輕的吳貽芳注入了生活的勇氣。陳叔通把吳貽芳一家三口接到自己家中，像自己的親人一樣照顧他們，使吳貽芳鼓起了生活的勇氣。
1914年吳貽芳隨陳叔通全家遷居北京，在北京女子師范學校附屬小學任教。1916年2月，經推薦作為特別插班生開始了在金陵女子大學的學習生涯，她很快以全優的成績轉為正式學生。在校期間，吳貽芳積極關心祖國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當金陵女大第一屆學生自治會成立時，表現活躍的吳貽芳當選會長。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吳貽芳帶領同學投入到愛國運動中，初步顯示了她的領導才華和愛國激情。
1919年吳貽芳和其他3位同學以優異成績畢業，成為中國第一代獲得女子大學學士學位的畢業生。1921年冬，美國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學校長到北京女高師參觀并講演，由吳貽芳擔任翻譯，吳貽芳流利的口語引起了她的驚奇。在她的推薦下，1922年5月吳貽芳獲巴勃爾獎學金入美國密執安大學研究生院攻讀生物學學位。入校半年后，她就被推舉為北美基督教學生會會長。1925年，又被推舉為留美中國學生會副會長。
其時，國內爆發了“五卅”運動，吳貽芳密切注視事態發展，并發動中國學生寫文章、募捐，用實際行動支持國內斗爭。但是祖國的貧窮落后，常使海外兒女受人歧視和污辱。1926年某天，澳大利亞總理應邀來校演講。這位總理傲慢無禮地說：“中國不能算一個獨立的國家，鄰近的亞洲國家應當就近移民到中國去，改造中國。”在場的中國學生群情激憤。吳賠芳連夜奮筆疾書，撰寫了一篇批駁文章，刊登在學生自己編印的《密執安日報》上。第二天，中國學生讀了這篇文章都覺得出了一口氣，外國學生也都表示贊許。
不幸的身世鍛煉了吳貽芳勤奮、堅強的品格和寬容的心境；擔任學生領袖的經歷培養了她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為社會服務的精神。
北伐戰爭以后的中國，各地都掀起了收回教育權的斗爭。當時規定，教會大學校董會中，中國人必須占三分之二，校長必須由中國人擔任。金陵女子大學校董會經過討論，決定推選正在美國留學的吳貽芳擔任校長。
畢業在即的吳貽芳接受聘請后，加緊準備，完成了畢業論文和論文答辯，從密執安大學獲得了生物學博士學位。1928年8月，吳貽芳謝絕了一切國外的聘請和挽留，毅然回到了祖國，回到了闊別9年的母校———金陵女子大學。
作為金陵女子大學第一任華人校長、中國有史以來第二位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以博學多聞的才能、豐沛的活力、莊重嚴謹和身教重于言教的作風主持校政。她詮釋“厚生”的校訓時說，厚生是我們人生的目的。我們不光是為了自己活著,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來幫助他人和造福社會。這樣不但有益于別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豐富。她規定的辦學宗旨,是把學生培養成“具有高尚的理想,不圖個人的私利,掌握一定的專業基礎知識,對工作認真負責,對同學互助合作,對社會有至誠服務的態度,對國家從愛國主義出發,在各自崗位上,盡到自己應盡的義務。”她最早在中國的大學里推行學分制、積點制。
金陵女子大學原是一所教會學校。吳貽芳擔任校長后,在有形無形間,慢慢地沖淡了教會色彩。學校不再強制學生做禮拜,還把圣經課由必修變成選修。一段時間后,吳貽芳取消了宗教系。學生也由最初必須來自宗教家庭或畢業于教會中學改為通過入學考試向社會招生,只要考試合格,不論出身,不論貧富,一視同仁錄取。家境貧寒的學生一進校,就會安排到圖書館值勤,到實驗室打掃,進行勤工儉學。她們不但可以讀書,還享受一些特殊的照顧。
抗戰期間,金陵女子大學遷到成都郊區。吳貽芳和教師們組織學生成立社會服務團，辦培幼小學、青年婦女兒童培訓班；還組織成立“戰爭服務團”,吳貽芳帶領學生,為傷病員抬擔架、包扎傷口,搶救被敵機炸傷的居民。
吳貽芳執掌校務后,金陵女子大學譽滿中外，學校的學士學位得到了英、美等國各著名大學的認可。學生到國外這些著名大學深造,只要持有吳貽芳簽發的金陵女子大學畢業證書,就可免試入學。
蔣介石和宋美齡曾面請吳貽芳出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她以一句“我不會做”婉言謝絕；李宗仁當了代總統后,在拼湊班子時,委派當時較有聲望的張治中去請她出任教育部長,被她再次拒絕。
吳貽芳在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崗位上一做就是23年。金陵女子大學先后向國內外輸送了999名畢業生，被譽為吳貽芳送給社會的999朵玫瑰，她們都是各方面的優秀人才，其中許多人成為建設新中國的第一代女高級知識分子，在教育、文化、科技、經濟、外交等戰線以及黨政部門作出了很大貢獻。吳貽芳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祖國的教育事業。鄧穎超曾稱贊她“桃李滿天下”。
從1928年到1937年，吳貽芳主要埋頭教育，較少涉足社會。抗日戰爭爆發后，作為一名愛國主義教育家，在國內聲望日高，她經常被邀請參加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動，并在國際國內各種組織中任職。
早在1935年，吳貽芳就當選為中國基督教協進會執行委員會主席。1938年，國際基督教協進會第二次大會在印度舉行，吳貽芳以中國代表的身份出席會議，并在大會作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發言。“七七”事變后，蔣介石邀請全國著名教授和社會名流在廬山商談國事，吳貽芳也在被邀之列。由宋美齡任主任委員的“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成立后，吳貽芳當選為執行委員，后來又在“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中任執行委員。1938年，由鄧穎超、何香凝等人發起成立的“戰時兒童保育會”，收容撫養遭受戰火災難、流落街頭的兒童，吳貽芳也在其中任常務理事，做了許多工作。
1938年7月6日,國民黨政府在漢口召開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吳貽芳與中共代表毛澤東、董必武等一道,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在1941年第二屆參政會上，吳貽芳當選為五人主席團成員。此后,連續當選為第三屆和第四屆國民參政會五人主席團的成員。
1943年3月,吳貽芳組織“中國六教授團”,赴美宣傳抗日,爭取美國朝野對我國抗日戰爭的支持,使美國各階層人士看到中國人民抗擊外國侵略者的堅定決心。美國總統羅斯福稱頌吳貽芳是“智慧女神”。
1945年4月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聯合國制憲大會。吳貽芳作為我國無黨派代表與國民黨代表宋子文、中共代表董必武等出席大會。25日,大會隆重開幕。輪到中國代表發言時,吳貽芳邁著一雙小腳,莊嚴地走上主席臺,發表了即席講話。她從中國遭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講到了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代表們為她的精彩講演熱烈鼓掌。會議期間,舊金山米爾期學院在其八十八屆畢業典禮上,授予吳貽芳哲學博士學位。吳貽芳等代表中國在大會制定的聯合國憲章上簽字。她是世界上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唯一女性。她的名字已經永遠留在聯合國的歷史性文獻上。
抗戰勝利后，金陵女子大學遷回南京，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可是，由于國民黨政府加緊備戰，內戰的陰影籠罩在南京上空。1946年，上海市各界代表馬敘倫等人赴寧請愿，呼吁和平，反對內戰，竟在下關遭國民黨特務毒打。一心只想辦好學校，不愿過問政治的吳貽芳正義凜然地站了出來，她向采訪她的記者說：“‘下關事件’侵犯人身自由，必須嚴懲兇手。”為此,吳貽芳在11月15日召開的“國大”會上辭去主席團候選人,受到各界贊揚。
1947年南京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五·二○”慘案，吳貽芳責問蔣介石,并要求將南京市警察局長撤職。1949年4月22日前后，國民黨政府作鳥獸散,留在南京的吳貽芳等德高望重的社會賢達，聯合各界組織治安維持委員會,收集散兵和槍支，維持社會秩序，“靜靜地等待著光明的到來”。
1949年9月，吳貽芳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與新中國的締造者們一起,共商建國大計。10月1日，她參加了國慶大典觀禮,親眼目睹了天安門城樓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
1951年，吳貽芳欣然接受任命擔任江蘇省教育廳長，1956年被選為江蘇省副省長,分管教育、文化、科技、衛生、體育。1981年,88歲高齡的吳貽芳再度當選為江蘇省副省長。她最關心的還是她鐘愛的教育事業，她利用一切機會，發表講話和撰寫文章，號召全社會都來關心教育，尊重教師的勞動。她對教育工作的基礎———幼兒教育，教育工作的母機———師范教育，更是傾注了全部的愛心。南京師范大學———江蘇省第一所師范大學，就是在吳貽芳的積極建議下誕生的。
吳貽芳把一生都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1985年11月10日，她用她的一雙小腳走完了歷盡坎坷而又絢麗多彩的人生，享年93歲。根據她的遺愿，她的骨灰撒入滔滔的長江之中。
吳貽芳終身未婚。在她的晚年，身邊沒有親人。但是，她的朋友、她的學生愛她勝似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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